意識形態對於行動的實質影響一直沒有定論，二戰以後的行為主義曾由認知圖象的角度來理解觀念框架對於行為者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雖然獲得不少成果，可是在解釋集體行動上並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解釋。Mancur Olson 的名著《集體行動的邏輯》可能是目前公共選擇最重要的經典，他在這本書提示的基礎概念至今仍是研究集體行動必須參照的大作。Olson 的研究由選擇性誘因的觀念有效地解釋公共財貨供給效用遞減的情形下，排他性團體提供的選擇性誘因避免此一窘境，成為民主政治中真正的決定性力量。Olson 沒有注意到的問題是定義誘因的歷史與社會基礎，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誘因是與時俱變的，因此比較歷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歷史化理性（historicizing rationality）的取徑，彌補去時空脈絡的理性預設在分析事件過程上的盲點。
這不是暗喻理性選擇研究也是一種恆存主義（當然，naive rationalist 亦是無所不在！），而是比較歷史研究上，偏重歷史秩序裡的行動機會。在這個角度上，歷史性的理解意識形態是有必要的。我讀過 Michael A. Lebowitz 的一篇文章討論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關係，對於 neo-classical economics 在服務資本家利益上作了嚴辭批判，是一篇很有 insight 的文章，但是我也注意到社會民主理論者開始利用 endogenous model of development 來提供一種更為人性化、社會化的發展型態，以期在先進資本主義延續社會主義傳統。這些討論在新工黨執政前已屬汗牛充棟（大概還沒到罄竹難書的水準啦），近年來還有學者提示這個理論是比較讓人意外的事。
我最近重讀了 M. Mann 的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重新理解意識形態在行動上的角色，他在階級分析時將 class in itself 與 class for itself 分開來，前者是客觀生產關係所定義的，後者則是經濟職能所定義的，這兩種階級在行動上自然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效力，如果再考慮 Mann 在歷史研究上採取精巧的階級零細化觀察，print culture （他採取比 B. Anderson 的 print capitalism 更寬廣的定義）在造成有意識的階級的組織性力量，意謂著意識形態是具有強固社會基礎的產物。對我而言，Mann 的說法比較 persuasive，活化了意識形態的理解性，也讓實證分析與思想研究取得理論橋樑。尤其在理解國民經濟裡的觀念面向，官僚、教堂、學校、基爾特、產業協會、卡特爾、傳媒作為印刷文化的傳遞渠道下創造了國家化的大眾，反映時空結構下的情境誘因，動員了生產趨向。
日本在十九世末為了解決明治開國以來的內部生產矛盾，強化了「對外硬」的傾向，即使有中江兆民這樣的共和主義者，反對擴張主義，但是各種「明治敗者」所支持的士族勢力在華夷秩序解體的國際脈絡下，還是成功的趨動小帝國主義。我門必須注意這裡牽涉到區域秩序與國家資本主義的辯證，一方面亞洲被迫接受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西發利亞國際體制，一方面區域上仍然維持了華夷格局，這使得日本在「國民國家」（實質上仍是民族的國家）的實踐上，必得成為東方一「西洋國」，也勢必在區域上另建日本型華夷秩序。琉球、台灣、朝鮮在日本民族國家的擴張過程中的「兄弟」，也就是今日回顧東亞區域主義史仍應將殖民政策理解為區域資本主義發展架構的主因。
■圖是早稲田大學的演劇博物館，這是一棟仿效英國都鐸式建築的博物館，早稱田代表一種在野的精神，這所仿效大英帝國的博物館，是一種啟蒙主義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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