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

早稲田演劇博物館

意識形態對於行動的實質影響一直沒有定論，二戰以後的行為主義曾由認知圖象的角度來理解觀念框架對於行為者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雖然獲得不少成果，可是在解釋集體行動上並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解釋。Mancur Olson 的名著《集體行動的邏輯》可能是目前公共選擇最重要的經典，他在這本書提示的基礎概念至今仍是研究集體行動必須參照的大作。Olson 的研究由選擇性誘因的觀念有效地解釋公共財貨供給效用遞減的情形下，排他性團體提供的選擇性誘因避免此一窘境，成為民主政治中真正的決定性力量。Olson 沒有注意到的問題是定義誘因的歷史與社會基礎，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誘因是與時俱變的，因此比較歷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歷史化理性（historicizing rationality）的取徑，彌補去時空脈絡的理性預設在分析事件過程上的盲點。

這不是暗喻理性選擇研究也是一種恆存主義（當然，naive rationalist 亦是無所不在！），而是比較歷史研究上，偏重歷史秩序裡的行動機會。在這個角度上，歷史性的理解意識形態是有必要的。我讀過 Michael A. Lebowitz 的一篇文章討論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關係，對於 neo-classical economics 在服務資本家利益上作了嚴辭批判，是一篇很有 insight 的文章，但是我也注意到社會民主理論者開始利用 endogenous model of development 來提供一種更為人性化、社會化的發展型態，以期在先進資本主義延續社會主義傳統。這些討論在新工黨執政前已屬汗牛充棟（大概還沒到罄竹難書的水準啦），近年來還有學者提示這個理論是比較讓人意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