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nderson 對於 nationalism 起源與散佈的研究中，認為 nationalism 作為一個意識形態，乃是根植於不同時期 nation boundary 的形成而出現的。這個研究的檢證資料將 nationalism 作為敘事來討論，由國民史觀的起源與散佈來理解 nation 觀念的形成與辯證。Nationalism 具有結構、政治行動與意識形態等不同層面，我認為由文化的物質基礎作為統合共同體成員的載具入手，也能提供國民認同形成的另一思考面向。
日本在一九三○年代末中日戰爭爆發以後，為了因應戰事延長的情形逐步建築總力戰體制。此一構想的原創者為石原莞爾，他的國防國家的觀念後來成為東亞協同體經濟區塊擘畫的藍圖。總力戰的概念來自納粹的 Totaler Krieg，意圖透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總體動員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此一動員的方式顛覆了傳統戰爭概念，形同總體國力的對決，也將戰爭擴張為全體社會的共同活動，是國家職能與群眾動員最極致的結合。我們觀看總力戰中的各種「國防婦人」，就可想見國防國家如何滲透社會。
大塚久雄曾提出了「近代的人間類型」與「エートス」（ethos）觀念，引入了德國社會學者韋伯的思想。他主張總力戰體制的生產力低下，在於「經濟倫理」（「エートス」）問題，過度的統制壓抑了勞動者的自發性與目的合理性，結果只能造就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為了要使營利心與生產力的發揮齊一方向，必需激發勞動者的「自發性」加上「禁欲的」訓練，達到「人格向上，生產向上」之境，成就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精神」。由這個角度來說，日本經濟倫理將工作視為生命實踐的文化觀，早已於總力戰時期奠定。
總力戰對於國民認同最大的影響在於「強制的畫一化」（グライヒシャルトゥング，Gleichschaltung），在 George Mosse 的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由文化、儀式、歷史來剖析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化群眾（日譯：大衆の国民化），經濟總動員的形式呈現出的工業文化，在戰後的日本勞動者仍然出現。
栃木県宇都宮市的《下野新聞》刊載的「戰後記憶」攝影集中，有一幀宇都宮電報局進行總力戰動員的圖象，圖中的作業員撐著紙傘「拼國防」，除突顯戰事發展的窮末路以外，也有古早影片素樸的「喜感」。在一九四四年的相片中，還有中學生在火車站與田間道路中宣傳交通規則的相片，這個反映戰時國家對社會滲入的寫真，與台灣五年級生在台北車站看見開南、成功兩高中的糾察隊頗有異曲同工之感。昭和的回憶是多面向而複雜的，但是縣民的產業報國會經驗，在戰後的勞動組合運動中成為動員的重要基礎，也說明了物質統合結構在形構日常認同的關鍵性。
Recent Comments